北魏北齐“职人”初探 - 이어서...

위쪽에 한번에 담을 수 없는 관계로 부득이하게 분리-_-;;
뭐..사실 이 글을 읽을 사람이 있기나 있을지..

이거 다 읽고 덧글에 감상문 쓰면 밥 사줍니다.

조건1 : 북경에 계셔야됩니다.-_;;
조건2 : 한국이시라면 겨울때까지 주린배를 잡고 있음이...-_
조건3 : 북경대 역사과넘들은 자격없습니다.-_-+++

三、职人的纳资问题 　　

唐代散官在获得简选资格，有时不必番上，而代之以纳资。[24]这种“输资”纔能获得简选资格的制度，十分奇特且於古无徵，在汉晋南朝制度中看不到太多痕跡。
　　不过，一个制度总不会凭空产生。北魏的职人如果想进一步提高阶品和获得实官的话，就必须为王朝作出进一步的贡献，如番上轮直、从军立功、承担临时差使等等，此外就包括着在必要时提供资财。前引《魏书•孝庄帝纪》建义二年“诏职人及民出马优阶各有差”，是为一例，这是要求职人为王朝提供马匹，而不是亲身从征。又前引《魏书•食货志》庄帝令“职人输七百石，赏一大阶，授以实官”，又为一例。让职人纳资或许是临时措施，但也有可能是经常性的。[25]唐代的散官纳资之法，似乎是骤然出现在文官制度史上的，但它也可能不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，或许就来自北朝的职人制度。
　　《魏书》卷十九中《任城王元澄传》载有孝明帝时元澄的一份奏疏，涉及了职人：
　　澄奏：“都城府寺犹未周悉，今军旅初宁，无宜发众，请取诸职人及司州郡县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赎之物，绢一匹，输砖二百，以渐修造。”诏从之。太傅、清河王怿表奏其事，遂寝不行。
据这段材料，都城府寺的修建在“无宜发众”的情况下，元澄建议“取诸职人”，并利用罪犯的收赎。罪犯赎资每绢一匹改为“输砖二百”，将之储备起来“以渐修造”，待时机成熟再图动工。这是很好理解的。但“取诸职人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颇有点费踌躇了。
　　首先，这可能是取诸职人犯十杖以上百鞭以下收赎者，同於司州郡县同罪的犯人。但问题是，为什么取普通犯人收赎物祗限於司州郡县，而取诸职人犯罪者时，就没有这种限制呢？这是很难解释的。而且从行文语气上说，假使都是取收赎物的话，似乎就没有什么必要，把职人犯罪者与普通罪犯区别开来。
　　我想也许还有第二种可能：“取诸职人”与“收赎”无关，而是要利用职人输资。王朝在战时经常要职人出马、出谷，并以“优阶”和“实官”酬之；那么平时也可能存在这种制度。在平时，职人如果要提高阶级或获取实官的话，番直、当差为其途径之一（时或还有捕获逃犯等）；但这类勤务是有限的，或许不须或不乐番直者，就可以代以输资。当时输资未必已经制度化了，但很可能已是经常采用的措施。元澄想到了利用这个方式获得收入，是很自然的。
　　敦煌发现了西魏大统十三年(S0163号文书《叩延天富等户户籍计帐残卷》，在此可以提供很有价值的线索。据文书所示，这个地区丁男受正田一般为20亩，但一位荡寇将军名刘文成者，却多受了正田20亩；他的妻子则被特别注明为“台资妻”。[26] 山本达郎认为：“这个二十亩，一定是因为刘文成是荡寇将军、其妻是台资妻的特别分配，或许这就是可以唤作勋田乃至职分田性质的田。”[27] 所谓“台资”，杨际平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解释，指出它近于唐代散官、勋官、卫官不上番者的“纳资”。文书计帐部分所见“五匹台资”、“十斤台资”、“五石台资口计丁床税”，都有纳资之意。“台”指“尚书台”，“台资”含有应该纳“资”於“台”之意。当然，刘文成只交纳了一般丁男的租调而未交“台资”布、麻、税租，“此或因为刘文成实际已放弃了借纳资以进身的权利，从而变成既有散官身份，但又不履行纳资义务，亦不享有散官特权的特殊人物”。[28] 这就意味着，西魏已有散号将军纳资入选之事。由此反观元澄的“取诸职人”，正可两相印证。
　　由刘文成之例，我们知道西魏散号将军在受田时享有优待，可凭此军号获得职田。荡寇将军，依太和《后职令》为从七品上阶，在西魏九命中则为正三命上阶，其所受20亩职田相当於一丁之田。按《魏书》卷一百十《食货志》所记太和《均田令》只说8/2855“诸宰民之官，各随地给公田”云云，但“宰民之官”以外官员其实也都有公田，《通典》卷二《食货二•田制下》引宋孝王《关东风俗传》：“《魏令》：职分公田不问贵贱，一人一顷，以供刍秣。自宣武出猎以来，始以永赐，得听卖买。迁邺之始，滥职者众，所得公田，悉从贸易。”从“宣武出猎”、“迁邺之始”等语看，这份《魏令》应是太和制度。[29] “一人一顷”的职分公田额度，大致相当於一位丁男的应受田[30] 。那么西魏刘文成凭荡寇将军而多受一份正田，与北魏太和制度有上承下效关系的。
　　“迁邺之始”、也就是东魏以来，“滥职者众，所得公田，悉从贸易”的情况，似乎表明各种拥有名位者都能得到公田，包括“职人”；买卖之法则显示了私有化的趋势；其时公田额度，大概同于北魏之“一人一顷”。至北齐河清制度：“京城四面，诸坊之外三十里内为公田。受公田者，三县代迁户、执事官一品已下，逮於羽林、虎贲，各有差”；“职事及百姓请垦田者，名为永业田。”[31] 叙“受公田”及“请垦田”既标明“职事”，则“官非职事”者似无此待遇。不过“请垦田”的资格是广及“百姓”的，百姓尚且有份儿，则“官非职事”者似不当被排除在外。至於“公田”是否及於“官非职事”者呢，我们暂时作如下推定：虽非“职事”，但只要在七品以上者或有朝拜资格者，也依然能分一杯羹，“职人”即属其类。
　　如前所述，“职人”包括散号将军和东西省散官。散号将军在最初是应有俸禄的。
四、魏晋的“王官司徒吏”
　　魏晋时代有一种称“王官”的人，过去我对之曾有所考述[32]。现在看来，“王官”的身份与魏齐的“职人”颇有可比之处，因而有必要补充新的材料，於此一并叙述，以使“职人”与“王官”问题能够相互参照。
　　《通典》卷一○一“礼六十一”《周丧察举议》：
　　震（原注：本论无姓）议曰：“……今诸王官、司徒吏未尝在职者，其高足成，有一举便登黄散，其次中尚书郎。被召有周丧，正假一月耳。何至孝廉独不可耳。为孝廉之举，美於黄散耶？如所论以责孝廉之举，则至朝臣复何以恕之。宜依据经礼，分别州国之吏与散官不同。”
　　又议曰：“震以王官、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贡，而後升在王廷。策名委质，列为帝臣，选任唯命，义不得辞，故遭周丧得从公夺之制，周则迫命俯就。至於州郡之吏，未与王官同体。其举也，以孝顺为名，以廉让为务，在不制之限，於时可得固让，於宜可得不行，况兼周丧焉，可许乎？据情责实，於义不通。苟居容退之地，虽小必让；苟在不嫌之域，虽大不辞。是黄散可受，而孝廉可拒也。故孝在得申之位，动则见恕。是以州国之[吏]与王官不同之理，在乎此矣。……”
士人是否应该因周丧而辞孝廉，这在当时引起了讨论。震的意见是应该避周丧。他认为朝臣已经受命於君，故“选任唯命，义不得辞”；孝廉则来自州郡吏民，既不是朝官，又因“孝廉”之名而得选拔，理应与朝臣有别，以避周丧、辞察举为宜。
　　这个讨论本身不必过於纠缠，我们所关心的是这裏所涉及的“王官、司徒吏”。从震之所论中能够看到，这些人因其已“升在王廷，策名委质，列为帝臣”，而与“州国之吏”有異。不过他们又不是职事官，因为震之所论中又有“宜依据经礼，分别州国之吏与散官不同”一句，在这裏与“州国之吏”相对的又是“散官”了。无疑，这“散官”就是上文的“王官、司徒吏”。震之奏议有云：“今诸王官、司徒吏未尝在职者（“者”疑作“时”），其高足成，有一举便登黄散，其次中尚书郎。……”这“王官、司徒吏”中颇有“未尝在职”者，正与“散官”的特徵相合。但他们又可以得到选举的机会，甚至可以“一举便登黄散”，被选任为黄门侍郎、散骑侍郎或“中尚书郎”（疑指“中书郎、尚书郎”）。至於“王官”的来源，“王官、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贡”，他们最初也是来自州郡的，经历过州郡选贡这一选官环节。看来，“王官”应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官吏，而非一般意义的朝廷官员。
　　按“王官”本是古语。《左传》定公元年：“若复旧职，将承王官”，指天子之官，与诸侯之官相对。春秋时“王官”又称“王人”。《春秋》庄公六年：“春王正月，王人子突救卫”；杜预注：“王人，王之微官也。”魏晋的“王官”也称“王人”，详後。杜预是晋人，他所在时代的“王官”、“王人”等语，当然也不是指大臣，而应是较低的“微官”。中央派出的使者是代表朝廷的，因而出朝前往州郡或外国的使者常被称为“王官”；同时在魏晋时，“王官”还是一个特称。
　　唐人把汉代郎官称作“王官”。《通典》卷十八“选举六”《杂议论》：
　　汉代所贡，乃王官耳。凡汉郡国，每岁贡士，皆拜为郎，分居三署，储才待诏，无有常职，故初至必试其艺业，而观其能否。至於郡国僚吏，皆府主所署，版檄召用，至而授职，何尝宾贡，亦不试练。
这段话中类似《周丧察举议》的一点，是其恰好也以“王官”与“郡国僚吏”对比，并且还揭著了汉代三署郎即是“王官”的看法。
　　汉代郎官来源之一，是郡国所贡孝廉，他们“无有常职”而在三署候选。魏晋郎官仍是如此，不过此期郎中已无宿卫之责，成了所谓“散郎”，这是与汉不同的。《通典》卷二三“职官五”引《华谭集•尚书二曹论》记刘道贞语云：“今吏部非为能刊虚名、举沉朴者，故录以成人，位处三署，选曹探乡论而用之耳，无烦乎聪明。”是晋代仍然从郎官中选拔官员。《晋书》卷五五《夏侯湛传》：“泰始中举贤良，对策中第，拜郎中。累年不调，乃作《抵疑》以自广，其辞曰：……而官不过散郎，举不过贤良。”是西晋郎官已成“散郎”，具有储才待调的性质；而郎官的这种性质，与《周丧察举议》所见“王官”的情况──来自州郡贡举，属散官而待选举者──正相吻合。《晋书》卷四十《杨骏传》：“少以王官为高陆令。”杨骏初仕的“王官”应即郎官，他经过待调阶段又得补为县令。魏晋以郎官起家者甚多，兹不备举。
　　《三国志》卷十三《王肃传》注引《魏略》：
　　正始中，有诏议圜丘，普延学士。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，虽复分佈，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，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。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馀人，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，多皆相从饱食而退。
曹魏朝廷的官吏队伍中，除了公卿以下四百馀人之外，还有一大批“郎官及司徒领吏”。将之与上引《周丧察举议》中的“王官司徒吏”对照，《魏略》所谓“司徒领吏”无疑就是《周丧察举议》中的“司徒吏”，那么《周丧察举议》中的“王官”，正好就对应着《魏略》中的所谓“郎官”。这与唐人以郎官为“王官”的说法，也正是吻合的。
　　据《魏略》所记，郎官与司徒吏的数量，在曹魏正始中已多达“二万馀人”，对这样一大批人的存在及其性质、地位，无疑是不能忽略的。这二万馀人，其中约有半数“见在京师”，其馀半数则应分佈在各个州郡。由前述可知，王官、司徒吏有一部份分佈在州郡，但这部分也并不属於“州国之吏”，而是直属中央朝廷的。《晋书》卷四二《王济传》：“出为河南尹，未拜，坐鞭王官吏免官。”“王官吏”或许就是“王官司徒吏”，他们直属中央，地方官没有权力对之施加罚责，所以王济便遭到了免官的处分。
　　除郎官之外，“王官”还包含些什么人，线索非常之少。不过其中似乎还有一些舍人。舍人在秦代类乎高官的宾客侍从，例如追随长信侯嫪毐作乱的人裏就有其舍人；李斯曾为相国吕不韦舍人，并由此而出仕[33]。可见秦时舍人也是入仕途径。汉以後舍人变成了正式职官。《通典》卷三六“职官十八”《魏官品》中有“王官舍人”一职，在第九品。《晋书》卷九一《崔游传》：“魏末察孝廉，除相府舍人，出为氐池长。”前述“王官”的来源是“州国之贡”，包括孝廉贡举，而崔游恰好就是举孝廉而为“舍人”的。所以我们推测，“王官”可能还包括一些舍人之官。
　　“王官”的来源除了州郡贡举之外，还包括着赐官。《晋书》卷四七《傅玄传》，傅玄在晋武帝时上奏：
　　今圣明之政资始，而汉魏之失未改，散官众而学校未设，游手多而亲农者少……前皇甫陶上事，欲令赐拜散官皆课使亲耕，天下享足食之利。……王人赐官冗散无事者，不督使学，则当使耕，无缘放之使坐食百姓也。今文武之官既众，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，加以服役为兵，不得耕稼，当农者之半，南面食禄者参倍於前。使冗散之官农，而收其租税，家得其实，而天下之谷可以无乏矣……
语中“王人赐官冗散无事者”之“王人赐官”，即是王官，也就是下文的“拜赐不在职者”。赐官之为王官，又见《晋书》卷九十《邓攸传》：“初，祖父殷有赐官，敕攸受之。後太守劝攸去王官，欲举为孝廉。攸曰：先人所赐，不可改也。”前云“有赐官”，後曰“去王官”，可见二者实为一事。举孝廉後一般任为郎中，而“王官”主要也是郎官，邓攸对举孝廉的资历既无兴趣，便觉得这是多此一举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二二三引《魏志》：“鍾会……正始中，以赐官郎中为秘书郎。”在魏晋史料中，赐拜郎中、中郎者其例甚多。无论是赐官郎中还是孝廉郎中，都是“坐食百姓”的冗散之官，许多人甚至居家待调，并不在朝。
　　说“王官”属於散官、不同於职事官，这是正确的；但斥其全为冗散、无所事事，则不过是傅玄的极言之辞。王官并不是全无职事的。《太平御览》五九八“文部•契券”引臧荣绪《晋书》：
　　诸王官、司徒吏应给职使者，每岁先计偕文书上道五十日，宣敕使使各手书，书定，见破券，诸送迎者所受别郡校数，写朱券为簿集上。
这条材料中虽有些不可确解之处，但王官及司徒吏有“应给职使”的义务，这一点看来是没有疑问的。“每岁先计偕文书上道五十日”，似乎是说，家居的王官司徒吏每年要先於计吏五十日上道赴职；或者是说，排定的王官司徒吏应给职使的番直文簿，应先於计吏之计簿五十日上道送发。从“诸送迎者所受别郡校数”等语推测，王官司徒吏的番直，似乎是以郡为单位来轮换、交接的。
　　《三国志》卷二四《高柔传》中还有一条“司徒吏”承担职使的材料，不妨录此以为参证：
　　时制，吏遭大丧者，百日後皆给役。有司徒吏解弘遭父丧，後有军事，受敕当行，以疾病为辞。诏怒曰：“汝非曾、闵，何言毁邪？”促收考竟。(高)柔见弘信甚羸劣，奏陈其事，宜加宽贷。帝乃诏曰：“孝哉弘也，其原之。”
可见“司徒吏”在应给职使之时，应该与普通吏员一样，遵守“遭大丧百日後皆给役”的规定。解弘托疾之事至於惊动了皇帝，看来“司徒吏”的身份未必很低。
　　王官承担的职使，包括一些特定的临时差使，有些看来还不是微末事务。《晋书》卷三九《荀勖传》：“魏太和中，遣王人四出，减天下吏员。”这精简州郡吏员之责，并不轻松。《晋书》卷三三《石苞传》：经石苞奏请，晋武帝诏“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，将委事任成，垂拱仰办。若宜有所循行者，其增置掾属十人，听取王官更练事业者。”这次司徒督察州郡播殖的临时事宜，就从王官中简选了十名“更练事业者”临时充任掾属。
　　在北朝也能够看到“王官”。从有关材料看，他们往往也是承担了特定差使的人。《魏书》卷四八《高允传》：高允病，孝文帝、文明太后颇加恤慰，“於是遣使备赐御膳珍羞，自酒米至於盐醯百有馀品，皆尽时味，及床帐、衣服、茵被、几杖，罗列於庭。王官往还，慰问相属。”此时王官承担了优慰事宜。《魏书》卷二四《张伦传》：孝明帝熙平中蠕蠕遣使来朝，朝议将遣使报之，张伦上表语有“至於王人远役，衔命虏廷，优以匹敌之尊，加之相望之宠，恐徒生虏慢，无益圣朝。”这裏提到“王人”将被委派出使敌国。又如《魏书》卷六二《高道悦传》，高道悦为太子所杀，孝文帝“甚加悲惜，赠散骑常侍、带营州刺史，并遣王人慰其妻子，又诏使者监护丧事”；《北史》卷八一《李铉传》，北齐文宣帝时李铉死，“及还葬，王人将送，儒者荣之。”[34]
　　北朝王官所担任的那些职事差使，据史料所见，在另一些场合是由东省的散骑常侍、散骑侍郎等担任的。我们想二者实为一事，常侍、侍郎等“职人”即是王人或王官。“王官”之名表示其人已“列为帝臣”、受命於朝廷，而“职人”之名，恰好也正是表明其人业已受职（儘管是散职）於朝廷的；魏晋的王官司徒吏有番直的义务和候选的资格，北朝的职人也正有相近的义务和资格。由此我们就看到了制度变迁的雪泥鸿爪。就史料所见，王官的职事中担任使者之事颇多。
　　附带说，王官与司徒吏二者之间，还是应该进一步加以区别的。其间区别，或许包括王官人数较少、大多地位较高；司徒吏人数众多、大多地位较低。东汉三署郎官数量少时数百人、多时二千馀人，曹魏的王官大概不会比这更多，他们在“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”中应该祗是少数，司徒吏在“二万馀人”中应该占到了大部分。东晋初年司徒吏一度曾达到二十馀万。《晋书》卷七一《熊远传》：“及中兴建，（元）帝欲赐诸吏投刺劝进者加位一等，百姓投刺者赐司徒吏，凡二十馀万。”司徒吏虽然要“给职使”，但却可以免除编户所负担的征役[35]，还有选举的资格，所以“赐司徒吏”对投效者构成了优慰。这次“赐司徒吏“，使司徒吏比曹魏正始时的二万馀人，骤然增加了十倍。当然这祗是一时之事。
　　对“司徒吏”之得名，我们还想作些推测。魏晋司徒府中的左长史，承担着重要的选举责任，例如主持中正品第事宜。“王官”作为候选者，显然是要隶名於司徒府的。从司徒吏与王官并列一点看，他们很可能也是一种官吏候选人，故《周丧察举议》有“今诸王官、司徒吏未尝在职者，其高足成，有一举便登黄散，其次中尚书郎”之言。一部分司徒吏居然有望被选任为“黄散”及中书郎、尚书郎，可见其身份不低。曾有不少论文，徵引“司徒吏”的材料以论魏晋南北朝吏户、吏役，这恐怕相当不妥。
　　我怀疑，“司徒吏”就是获得了中正品第，因而隶名於司徒府、拥有了任官补吏资格者，也正是因此他们纔被名之为“司徒吏”，从而与州郡掾吏和中央职事官吏区别开来。那么，对司徒吏中有些获得了上品优状的人，在吏部选补时得以高居“黄散”、台郎，就不必感到奇怪了。魏晋实行九品官人之法，士人欲求入仕就必须“求品於乡议”，“无乡邑品第”者是不能任官补吏的。《晋书》卷四五《刘毅传》谓：“今一国之士，多者千数，或流徙異邦，或取给殊方，面犹不识，况尽其才力！而中正知与不知，其当品状，採誉於台府，纳毁於流言。”虽然汉代以“郡国”并称，但刘毅所谓“一国之士”的“国”，我以为不是指郡而是指州[36]。一州之内能得到中正品第者的数量，多者约在千人以上。曹魏时有州十三，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，其散在诸州者万人上下，这与“一国之士，多者千数”的说法，显然是可以沟通的。世入南北朝，郎署这个机构的候选地位被东西省散官所取代，郎官队伍在萎缩，“司徒吏”的称谓也连带不再见於史传了。
　　


总之，魏晋的王官和北魏北齐的职人，作为一支数量颇大的官员候补队伍，在此期文官体系中具有不容忽略的地位。从结构上看，这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的官吏队伍以候补者与职事官；从功能上看，候补者要承担相番直、差使，从而也构成了王朝政务的有机成分而并非无所事事。这样一种制度，向前可以上溯到汉代的郎署宿卫，向後则流衍为唐代的文武散官候选番上於吏部、兵部的制度。以往学者对此论述不多，故做此文加以初探，期望有抛砖引玉之效。




[1]例如，《魏书》卷九《肃宗孝明帝纪》孝昌三年（527年）二月诏：“凡有能输粟入瀛、定、岐、雍四州者，官斗二百斛赏一阶；入二华州者，五百石赏一阶。不限多少，粟毕授官。”请注意前谓“赏阶”、後谓“授官”一点，这表明所赏之“阶”必然是体现於“官”的。当然“官”又有实、散之分。这裏并没有特别说明是实官，那么就应是散号、散官。又如《魏书》卷十《孝庄帝纪》建义元年：“又以旧叙军勋不过征虏，自今以后宜依前式以上，餘阶积而为品。”这“征虏”等军号，就是来自“军勋”所获阶品的；换言之，因所获“军勋”阶品，应该通过军号而得落实。
[2] “陈”原作“阳”，据中华书局本校勘记改。
[3]《北齐书》“四级”原作“一级”，据中华书局本《校勘记》改。
[4]《北史》卷四十《甄琛传》。
[5]《唐六典》卷一“都事”。
[6]《唐六典》卷二“吏部郎中员外郎”。
[7]《旧唐书》卷四二《职官志一》。
[8] 李朝阳：《咸阳市郊北周独孤浑贞墓志考述》，《文物》1997年第5期。
[9]对此，我在拙作《北周北齐军阶散官制度異同论》中已有讨论，见《历史研究》1998年第2期。
[10]《魏书》卷六六《崔亮传》记崔亮论“停年格”源委：“今勋人甚多，又羽林入选，武夫崛起，不解书记，唯可彍弩前驱，指踪捕噬而已。忽令垂组乘轩，求其烹鲜之效，未曾操刀，而使专割。”
[11]《北史》卷七《齐本纪中》记北齐废帝甫即位：“诏九州军人七十已上，授以版职。”又，《北史》卷七《齐本纪》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夏五月诏所谓“六州缘边职人”，周一良先生认为“谓六州人之戍边者，非谓缘边六州也”，即六州流人。参看《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》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，第204页。
[12]学者对东西省曾有所论说。例如祝总斌《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）第九章第三节、陈苏镇《西省考》（载《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）对南朝西省均有很好论述；黄惠贤《中国政治制度通史》第四卷魏晋南北朝卷（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）第三章第四节对集书省（即东省）也有叙述。但总的说，专门从选官体系角度对东西省进行研究的，尚不多见。
[13]又，《魏书》卷七八《孙绍传》记孙绍在宣武帝延昌年间（512-515年）上表，其中有语：“兼职人子弟，随逐浮游，南北东西，卜居莫定。”北魏这种私下游徙的职人及其子弟，显然也不居京师。(语中“子弟”，还可能指官员子弟，与职人为二事；但无论如何，这里的“职人”不会指流外官或职掌人。)
[14]散骑常侍、散骑侍郎二职均有“员外”，此外又如《魏书》卷十一《前废帝纪》普泰元年夏四月：“诏员外谏议大夫、步兵校尉、奉车都尉、羽林监、给事中、积射将军、奉朝请、殿中将军、宫门仆射、殿中司马督、治礼郎十一官，得俸而不给力。老合外选者，依常格；其未老欲外选者，听解。其七品以上，朔望入朝。若正员有阙，随才进补。”以上十一官大抵为东西省散官，皆有“员外”。他们有俸禄，但没有职事官的“给力”待遇；其中七品以上者，有朝拜的资格（据《隋志》，北齐散官中有朝拜资格者有俸禄，见前）；可以外补为地方官或东西省正员官。
[15]参看拙作：《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》，《学人》第13辑，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。
<[16]按，黄惠贤先生《中国政治制度通史》第四卷魏晋南北朝卷（人民出版社1997年）叙述说，“早在永平四年考绩时，高阳王元雍和尚书右仆射郭祚就曾提出異议……”（第464页）不过《魏书•郭祚传》载有郭祚两份奏疏，第一份尚就景明考格与正始考格立论，确应在永平四年(511年)；但第二份中有“景明三年(502年)以来，至今十有一载”之语，明在延昌二年(513年)，这年已颁佈了新的《考察令》（参《魏书》卷六四《崔鸿传》）。又《魏书•元雍传》记元雍语有“散官上第者，四载登一级”，而《郭祚传》所载永平四年郭祚奏疏称“前尚书卢昶奏，上第之人三年转半阶”，宣武帝则指示“散官从卢昶所奏”，就是说此年散官犹是三年一考，同於任事。那么，元雍批评“世宗行考陟之法”中散官四年一考的规定之事，就不大可能在永平四年，而应在延昌二年(513-514年)新的《考察令》颁佈之时，此《令》中散官已由三年一考改为四年一考了。
[17]“由状”是用於官员迁转的文书。《北史》卷五五《唐邕传》：“文宣频年出塞，邕必陪从，专掌兵机，承受敏速。自军吏已上劳效由绪，无不谙练，占对如响。”这“劳效由绪”当即“由状”。唐代选官使用“甲历”，即选人的档案材料，中书、门下、吏部各一份，称“三库甲历”，简称“库甲”。贞元四年因战乱中三库甲历失坠，曾勒令州府造“由历状”送申吏部，以为检勘当年选人文书的根据。（参看张国刚《唐代官制》，三秦出版社1987年，第148页）北朝魏齐的“由状”、“由绪”，当即唐代的“由历状”一类，并且是唐代“甲历”、“由历状”的起源。
[18]宫崎市定：《九品官人法の研究──科举前史》，东京大学文学部，第382页。
[19] 郑钦仁:《北魏官僚机构研究》,台北,牧童出版社1976年,第187页及有关各处。
[20]《唐六典》卷二“吏部郎中员外郎”中“凡叙阶之法……”一语，《新唐书》卷四五《选举志下》迳作“凡出身……”。
[21]《新唐书》卷四六《百官志》。
[22]《旧唐书》卷四二《职官志一》。
[23]《隋书》卷二八《百官志》开皇六年，“吏部又别置朝议、通议、朝请、朝散、给事、承奉、儒林、文林等八郎，武骑、屯骑、骁骑、游骑、飞骑、旅骑、云骑、羽骑八尉。其品则正六品以下，从九品以上。上阶为郎，下阶为尉。散官番直，常出使监检。罢门下省员外散骑常侍、奉朝请、通事令史员，及左右卫殿内将军、司马督、武骑常侍等员。”此时东省尚馀散骑常侍、通直散骑常侍、谏议大夫、散骑侍郎等，炀帝时进而废罢其“常员”；但开皇六年的措施，实际已把作为机构的东西省废止了。
[24]据《新唐书》卷四五《百官志一》，文散官“不上者，岁输资钱，三品以上六百，六品以下一千，水旱虫霜减半资”，武散官“三千里外者，免番输资如文散官。”
[25]
[26] 《敦煌资料》第1辑。
[27] 山本达郎：《敦煌发现计帐史的文书残简──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带来的汉文文书六一三号》，谭两宜译，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》第3、4辑，1981年。
[28]杨际平：《关于西魏大统十三年敦煌计帐户籍文书的几个问题》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》，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。
[29] 也有学者做如是叙述：“北魏的职分公田是不许买卖的。但到东魏、北齐变成了‘不问贵贱，一人一顷’，可见给予职分公田的面扩大了；而且‘自宣武出猎以后，以充永赐(按应作“始以永赐”)，得听买卖’，可见职分公田的私有化产生了。从这些变化都写入《魏令》，表明这时的均田令已增入了新的内容。”见高敏主编：《魏晋南北朝经济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，上册第279页。按这一叙述，《关东风俗传》所记《魏令》乃是东魏北齐制度。本书不取这个说法。
[30]《魏书•食货志》记，“诸男夫十五以上，受露田四十亩”，“所授之田率倍之”，桑田则是“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”。如此合计共百亩。
[31] 《隋书》卷二四《食货志》
[32]参看拙作：《察举制度变迁史稿》第七章“附录二：魏晋的散郎”，辽宁大学出版社，1991年。
[33] 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。
[34]此外，北魏王国官属亦称“王官”，这就与魏晋那种王官有異了。
[35]《晋书》卷九八《王敦传》：“又徐州流人辛苦经载，家计始立，（刘）隗悉驱逼，以实己府。当陛下践阼之始，投刺王官，本以非常之庆，使豫蒙荣分；而更充征役，复依旧名，普取出客。”在元帝践阼时投刺劝进者本已“豫蒙荣分”成为司徒吏，从此免除了州郡编户的“充征役”义务；所以刘隗对已成司徒吏的徐州流人“悉驱逼以实己府”，“更充征役，复依旧名，普取出客”，就构成了他的罪状。
[36]《晋书•刘毅传》所载刘毅《请废九品疏》，屡有“今之中正，务自远者，则抑割一国”、“置中正，委以一国之重”等语，又有“置州都者，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，将以镇異同，一言议，不谓一人之身，了一州之才”、“非州里之所归”、“驳违之论横於州里”等言。可见，刘毅语中的“国”是就“州”而言的，并不是“郡”。